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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船山言：毛嫱、西施，鱼见之而深藏，鸟见之而高飞，如何陷溺鱼鸟不得?牛甘细草，豕嗜糟糠，细草、糟糠如何陷溺人不得?《船山全书》第六册，1066页。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什么是理呢？哦。你们魏老师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很看重情谊的人。

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个角度来领会朱熹是怎么来注《论语》的。我今天讲《论语》也是试图按我这样一个思想架构来理解《论语》在中国历史展开的基本逻辑。要达到最高境界是很不容易的，所有的事物都有理，这只是交友之理。的的确确，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革命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似乎看见了人类正在走向他的末路。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

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但是有人说最近我们中国文化好像有些攻击性了，要把中国文化传到四面八方，好像改变了孔子的一个意思在里头。[21]不幸的是，正如杜维明指出的，目前大半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把了解西方当作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可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慢慢忘掉了自己的无尽宝藏，结果真是以西方的价值马首是瞻、亦步亦趋，[22]在经济学界尤其明显。

一般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倾向于把人性归结于上帝的创造或者还原为自然的本能，儒家社会的人性认知源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它直接关心的是世间的东西，从而倾向于把人置于集体和共同体中来思考人性，分析人的行为机理。五、结语 汤一介先生在逝世前几个月说，任何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会有希望。（4）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真正认识到儒家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不足，才能真正开创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7]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更进一步阐述了中华文化与中国梦、文明交流与世界和平之间的深刻关联：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要深刻认识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等上的差异，根本上要从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着手。例如，2013年8月20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相应地，儒家努力从社会形态的变中发现稳定的常，从纷繁芜杂的现象中挖掘社会的本质，从而形成了体用不二论。进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建设和完善当前中国社会秩序，根本上还是要从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因此，尽管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没有儒家文化，但广大社会生活中依然会保留中国文化，即所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及礼失而求诸野。[23]实际上，本书早在汤先生去世之前的多年就完成了，它对儒家文化的特质做了总括性的剖析，致力于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和高次元传统，而不是简单地承袭流行的西方中心观风潮。

事实上，在儒家看来，学的内容主要是关心自己的行为规范以及周边的事物，逐渐完善个人的品性，并通过通感和关怀而把这种品性推行到更远的他物上，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注释： [1]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9月3日。[5]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时，习近平又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事实上，当前社会正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其中的一个基本主旨就是，中国人应该有更大的自信，这包括社会发展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因此，要从知行合一达致知成一体，关键在于知，不同的知将会导向不同的成。例如，正是科学哲学以及自然主义思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边际革命以降的经济学就与管理学以及政治学逐渐相分离，从而产生了与现实相脱节的黑板经济学。

（3）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只有真正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才能解决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才能构建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范式。（2）以一般性的社会契约为基础，西方社会施行单向的委托－代理治理，强调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控制。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以及由此形成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主要适用于分析人对自然物的单方面处理和控制，却并不适合于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互动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11] 其次，就儒家的社会规范和秩序构设而言，其思想精髓和理论基石就是仁义观。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同时，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学做人，成圣成贤成为儒家的人格理想。[20]既然如此，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书也致力于此作一解析。那么，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根本上是源于经济学研究的需要，是对流行经济学理论和思维进行反思的需要，也是构建更为合理的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需要。

当然，这种仁性与其说是先天存在的，不如说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是体现了亲社会性在社会互动中提升。同时，在中国社会，这两大问题意识明显地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基于强烈的入世精神，中国人往往会为提升个人、家庭乃至子孙在此世的福祉而抓住一切可行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拥有积极进取、勤勉耐劳和节俭持家的美德，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公共领域的无序正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的根本问题之所以在，也是其他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因此，经济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理论构建必须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

事实上，社会经济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稳定不变，社会科学也不可能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基本规律，相反，任何经济现象都嵌入在特定时空环境和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因而经济学及其理论也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发展出了理性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而借助还原论而将丰富多样的现实个体抽象为原子论个人主义，形成了己与群的分离和对立，由此提炼出了经济人这一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

继而，如何理解儒家文化的精髓呢？一般地，这集中体现为儒家的人文关怀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1]究其原因，无论是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它们都根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之中，而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特质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哲学，古人重视生命问题，现在没有人重视这个生命问题。为此，林毅夫就力图构建知成一体的整套学说体系，而知成一体实质上就是对知行合一的推进。

只有深入辨识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揭示出儒家人性观中嵌入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才可以真正认识到儒家文化的合理性一面，才能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3] 张君劢：《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3] 由此可见，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经济人分析范式根基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人性认知。相应地，只有以符合现实的人性和行为机理为前提假设，才能构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23] 汤一介：我们要有文化上‘反本开新的自觉，《北京日报》2014年5月12日。所谓高次元文化传统则是指隐藏在具体事象背后的而体现一个民族精神的最高目标、最高要求和人生的最高修养，它是理想性和精神性的存在，必须通过人的高度反省和自觉才能再发现，在反省、自觉和再发现中将历时的过去连接到现在并通向未来，并有意识地吸收新事物而形成新的传统，从而成为促使社会前进和解放的力量。

事实上，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人伦日用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强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相应地，儒家的开物成务和人文化成不仅对役物殉物而丧失自性提出警惕，而且塑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协作关系，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载《儒家高次元文化传统的辨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正如张君劢所说，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把政治和经济分作两件事情。

徐复观写到：疏导中国的历史文化，把他真正的精神提出来，使大家成为一个有自觉之人，因之，也便是能成为一个有生命力之人，才能说得上对世界文化加以抉择，加以吸收。究其原因，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互动行为所衍生的，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人性及其行为机理这一基石之上。

另一方面，它对人类负责，致力于构筑天人和合的宇宙关系。为此，我们就应该致力于阐发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而需要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

[17] 转引自罗思文：谁的民主？何种权利？载《儒家与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同时，儒家社会将其视线置诸实在之上来观察事物的种种活动与型态，认为这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的抽象知识更为重要，从而热衷于对事实的真理的追求。